从小怪兽到宝可梦 「精灵球」如何收服了一个时代?

  除了大众都认识黄色萌物皮卡丘之外,对于不怎么了解《精灵宝可梦》的人来说,精灵球或许是他们最熟悉的关联元素了。在游戏中,有时得小心翼翼的避开看似不起眼的村姑和小屁孩,以防他们突然掏出精灵球找你对战。如胶囊般红白相间的外观本身就颇具辨识度,而一边叫着宝可梦的名字,一边将精灵球投掷出去,恐怕也是诸多中二患者年少时的梦想。

  资深的宝可梦玩家不可能不知道,从“红绿”到“究极日月”,几乎每一世代都会引入全新的道具种类。大师球、速度球、治愈球,从名字也能看出它们的不同功效,而这其中蕴含着的丰富乐趣,无疑让人们对其抱有更深的情感。

精灵球Plus采用了最为经典的造型

  随着精灵宝可梦新作的公布,世界各地的训练师们还多了一件新的玩物:精灵球 Plus。这款外设附带抛掷感应、震动和闪光等功能,不仅能提供体感捕捉宝可梦的快感,其搭载的摇杆和按键完全可以承担 Joy-Con 的职责,从而使得游玩体验更有层次。
  将精灵球“实体化”,或许是宝可梦缔造者田尻智的梦想,这个元素之所以能在故事和设计的层面不断推进,其背后凝结了许多人孩童时的愿景。而它从始至今的发展,同样蕴含着曲折而有趣的故事。

一件风雅之物

  如果你对日本的虫文化稍有了解,或许能够更为深刻的感受到精灵宝可梦的乐趣。赏虫、养虫,聆虫都是极为风雅之事,如同收集宝可梦的图鉴一般,不少人对昆虫有着同样的执着。神武天皇在视察本州岛时就发出了“吾国地貌像蜻蜓”的感叹,而日本小学生的假期作业,通常也有捕捉和观察昆虫的活动。

  虫文化的概念最早源于民治时期,通常认为出于日本小说家小泉八云之手。小泉的身份相当特殊,他诞生于希腊,骨子里留着英国人的血,最终却选择归化日本。这反而为其后半生将“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打下了基础,来到日本后,身边人对于昆虫的喜爱让他深受触动,随之就写下了与虫相关的稿件和随笔。

小泉八云还著有《怪谈》一书,他是现代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

  文化的积淀并非几笔可以捋清,可以捋清的一点是,日本文学在虫文化的推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文人骚客在技法上会将盔甲比喻成甲虫,蝉鸣则有着恬静之意。奈良年间的《万叶集》就有融合秋景,并赞咏蟋蟀鸣叫的词赋。而平安时代的《堤中纳言物语》中,更是有一则名为“虫姬”的短篇故事,它描绘了一位爱虫至深的千金小姐,跳脱传统的风潮女子不仅成为后世日本女性的典范,甚至还是宫崎骏笔下《风之谷》的原形。
  幼年时居住在山野小镇町田市的田尻智,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相比与人交流,他更喜欢游历在田野和树林之间与虫相伴。长竿、网子、虫笼,是日本人在捉虫时的全套装备,而装载昆虫的笼子又有很多说法,有纱网、木质的手提式,也有别在腰间并且附带卤素灯的进阶版本,其光源在夜间能够起到诱饵的作用 —— 这些元素最终成为了精灵球设计的创意来源。

一种可以别在腰间的虫笼

  在精灵宝可梦的作品中,对捕虫一事也有着相当明显的映射。1999年发售的《精灵宝可梦 金·银》引入了“捕虫大赛”的设定,玩家需要通过主办方派发的公园球或竞赛球来捕捉虫属性的宝可梦。而在1997版的动画中,也有小智和奈奈参加捕虫大赛的桥段,小智最终还因为抓住一只大针蜂而取得了优胜。

  创意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田尻智的奇思妙想也混杂了诸多经历。町田市的自然风光没能维持多久,由于靠近东京都,该地在他读初中时迅速融入了都市化与工业化的浪潮中。虽然如今的町田市算不上高楼林立,但我们也能看到满布的模板化居住区,以及一些不大不小的商业中心。

  很快,当年的“捉虫宝地”逐渐被移平和取代,而随着当地文娱服务的发展,游艺场、街机厅成为了中学生闲暇时的最好去处,田尻智也在朋友的带领下迷上了电子游戏。但即使如此,“收集昆虫”仍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执念。

  不难看出,《精灵宝可梦》恰恰是这两种爱好碰撞的结果,精灵球的最初设计自然也与捕虫脱不开干系。1990年,田尻智向任天堂递交了一份名为“胶囊怪兽”(Capsule Monster)的原案,它正是宝可梦系列的前身。

《胶囊怪兽》的原案封面

  顾名思义,所谓的“怪兽”其实是对昆虫的幻想化,而胶囊则是承载它们的重要工具。从原型设计图来看,最早的精灵球确实更像虫笼,它的内部没有数据化、量子化宝可梦的复杂元件,怪兽的身形也如昆虫般迷你。而沿着虫文化的历史底蕴,精灵球似乎也成了一件风雅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钻角犀兽等人型大小的怪兽出现,胶囊系统明确了能够“压缩物品”的思路。

早期的精灵球设计

一条融合之路

  如果抛开那些古诗词赋,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宝可梦十周年纪念专栏”的说法出发 —— 精灵球的灵感有一部份源于扭蛋。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扭蛋的销售概念最早由美国人实践,后来在日本广为流行。它的主要形式就是将玩具、零食放入塑胶蛋壳形状的包装中,然后成批装进自动售货机,并投放到杂货铺、粗点心店贩卖。与国内早些年流行“抽卡机”类似,小朋友投入50~500日元不等就能从中抽取一枚扭蛋,由于大多数玩具都可以凑成系列,它很容易诱发人们心中的收集欲望。

扭蛋

  有趣的是,扭蛋在孩童手中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应用,这才让“容器与怪兽”最终成为了有机的整体。

  之前提到,捉虫和养虫在日本小学生中是相当流行的活动。受此影响,学校和乡镇周边的杂货铺为了赚钱,经常会贩卖与之相关的配套设备,比如食物、虫笼、专用沙料,甚至昆虫本身。一种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会将“战利品”带到学校炫耀、分享和交换,他们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提着笨重的养殖设备上学,而购买扭蛋剩下来的蛋壳包装,成为了临时保存昆虫的最好工具,不仅方便携带,而且也有不错的密封性。

捉虫、养虫的配套设备

  “扭蛋昆虫”与“胶囊怪兽”就此构成了对应关系,而事实上,原案中的一些设计也能作为佐证。虽然《精灵宝可梦》的游戏中不乏“宠物交换”的概念,但整个系统其实更重视养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宝可梦对于训练师来说都是相濡以沫的伙伴,而不是用之即弃的道具。
  不过,“胶囊怪兽”的最初设定可要黑暗得多。交换和贩售怪兽,是原案中重点突出的游戏概念,并且有着浓重的“逐利倾向”。囚禁起来的笼中怪兽、装入玻璃瓶浸泡的幼崽,都可以在集市的商店中公然售卖。而投机倒把的行商,则背着一包裹胶囊向路过的训练们兜售稀有怪兽。在精灵宝可梦的世界中,这些都是相当典型的反派行为,但转念一想,它确实更贴合日本乡下的捕虫和交换活动。

原案中买卖宝可梦的设定图

  尽管任天堂在1990年秋天就接受了田尻智的提议,并决定提供开发援助,但这些设定确实不匹配任天堂的整体风格,甚至与田尻智本人的想法也有冲突,他并不想在游戏中加入“毫无意义的暴力”。在此之后,该项目又遇到了一些商标权的问题,随着计划名称的不断更迭,包括精灵球的设计在内,原案一直在被修改。

  “胶囊怪兽”(Capsule Monster)的名字,直接来源于田尻智喜欢的特摄片《赛文·奥特曼》(超人七号)。剧集中出现了一种名为“カプセル怪獣”的武器,持有者主要使用椭圆容器来存放怪兽,红白相间的容器配色同样启发了精灵球的设计。

  由于迟迟没能搞定这个商标的使用权,田尻只能放弃“胶囊怪兽”的称谓,将名字改为组合词“Capmon”。但他很快发现这个词组的读音与知名厂商 Capcom 太像,最终才定下“Pocket Monster”的全称,以及“Pokémon”的略称 —— 在此期间,精灵球的许多细节逐渐得以完善。

现代精灵球复杂了不少

  在全新的设定中,现代精灵球通过大公司批量生产,主要由金属外壳、铜导体和反射玻璃构成。它的内部还有释放机关和能量源等元件,材质中亦有“树果”(一种植物)成分,有着容纳能量的特性。此外,大型宝可梦在容器中变小的原因也有了合理解释,它们被量子化(数据化)后,受到光能和反射玻璃的共同作用,从而维持了自身的能量水平。

  这个设定顺利保留到了现在,但精灵球的故事可未就此结束,如同现实中冲突的延续,它的虚拟形象被创作者们一再拓展,在其所处的幻想世界中,同样构筑了一条充满趣味的故事线。

一段万年之绊

  关于精灵球的起源,故事中其实没有特别清晰的叙述,大多数信息都来源于动画,又由于没有详细的地图,因此只能通过零散的地名进行定位。不过,让我来当一回“宝学家”,将这些细枝末节的线索串联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背后仍然有着深厚的底蕴。

  在剧情设定中,彩虹大学的课本记载了一些宝可梦世界的神秘故事,其中也包括精灵球的历史。事实上,与精灵球相似的容器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最早记载了宝可梦的诗歌如此写道:

  毁灭世界的两股力量
  黑色的黑暗,染黑了天空
  金色的眼眸,扰乱了气
  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争端
  人们束手无策
  异界之门在天空打开
  此时出现了平息一切的力量
  化成圆球回到地平线以下

  这段文字来源于真新镇和米亚查山附近遗迹中的一块石板,人们在此还挖出了两件重要文物:名为“金色之眼”的锥形骨灰瓮,以及由三个圆球组成的“黑色哑铃”。事情的真相是,骨灰瓮和哑铃恰恰是某种古老的容器,它们分别封印着胡地和耿鬼,“毁灭世界的两股力量”则代指了两只宝可梦之间的斗争。

骨灰瓮和黑色哑铃

  而在剧场版《梦幻与波导的勇者 路卡利欧》中,电影明确展示了宝可梦寄居在“勇者之杖钻石”中的场景。如果仅从造型来看,这些容器与现代精灵球仍有很大差异。由于文化上的分割,古代容器的制作很大程度上受地域影响,有些可能继承了下来,有些则在历史的潮水中烟消云散。
  现代精灵球的设计,可能源于一个名为“宝可兰蒂斯”(Pokélantis,名字恶搞了 Atlantis)的古墓,主角一行人在其中发现了圆形的石质精灵球,上方镶嵌着黑色钻石与古代铭文。除了材质不同之外,标志性的释放机关,以及两个半圆的组成已经与如今的精灵球形态没有太多差别了。

古墓中的石质精灵球

  最直接的证据是,第一个有年代记载的精灵球,屹立在伊札贝岛的毁灭之谷山丘上。这枚精灵球有着巨大的石质身躯,据学者“重盛”所述,它与古文中的白色贤者有关,20000年前,四处作乱的念力土偶就被困在其中。

  对于古代人来说,无论是宝可梦还是精灵球都有着更为神圣的地位,捕捉宝可梦并非常规事项,通常都是迫不得已的结果。不过,在《精灵宝可梦 钻石&珍珠》第55集中,出现了一块封印着花岩怪的楔石。以此推断,如果从功能的角度切入,直到500年前人们才创造了能够随身携带的捕捉容器。

便于携带的楔石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现代精灵球的鼻祖应该诞生于300年前。斯达奇岛的艺术博物馆中供奉着一座“古代橘子联盟的冠军奖杯”,它的设计与当地沉船内发现的精灵球一致。这批精灵球内寄存着家养的鬼斯通和鬼斯,他们会根据训练师的指令进行战斗。或许,从那时开始就有人小规模的采集树果了。

斯达奇岛的精灵球文物

  然而,尽管基础样式已经定型,但距今40~200年间仍有许多古怪的精灵球出现。
  精灵宝可梦动画第233集中,少女洛珂的专用精灵球就十分特殊,它的释放开关在顶部,而且球体的材质非常脆弱。又比如在剧场版《时拉比 穿梭时空的相遇》中出现的自制精灵球,顶盖处也有一个控制开闭的旋转机关。由于当时还没有一套标准的工业化制式,人们大多会根据自己的习惯稍加改动。纯手工制作的精灵球如今在桧皮镇还能看到,当地工匠维持着这项传统技艺,他们会将树果切分成两瓣之后进行清理,然后加装特殊装置打磨成型。

近百年间的自制精灵球

  量产式的标准精灵球最初由西尔佛公司打造,他们是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该公司同时还会生产伤药、离洞绳,升级数据等训练师们常用的道具。在《精灵宝可梦 红·绿》中,玩家可以通过一系列任务,最终企业的总裁处获得大师球。
  位于丰缘地区卡那兹市的得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生产精灵球的企业。虽然他们起步较晚,但凭借着异种精灵球,以及各种创新技术的开发,其体量很快就追上了西尔佛公司。除此之外,世界各地也零零散散分布着一些精灵球工厂,香薰市北方的工厂还引入了不少自动化设备。


  有关精灵球的发明者,其实亦有一种官方还未明确表态的废弃设定。精灵宝可梦动画脚本作家,被称为“皮卡丘之父”的首藤刚志在小说中如此描绘:

  1925年,宝可梦学的创造者西野森教授,在进行抽取火暴猴愤怒能量的实验搞错了剂量,使得重要的火暴猴变得衰弱。或许是出于求生本能,这只宝可梦缩到了附近的老花眼镜盒里,像胎儿一样团成圆形。此事最终成为了宝可梦捕获胶囊开发的契机,同时也确立了宝可梦的收服方法。

首藤刚志生前一直在补全《精灵宝可梦》的世界观

  该设定成为了宝可梦世界中有名的黑历史,而首藤刚志也错失了完善的机会,他在2010年就已辞世。不过,这仍然从侧面印证了一点。从田尻智的虫笼迈向玩家们的称手道具,在整个过程,精灵球之所以能够拓展出如此丰富的故事,背后显然承载了足量的创意和心血。或许,也只有那些不厌其烦在细节之处打磨内容的创造者,才能够铸造出影响一个时代的传唱之物吧。

从小怪兽到宝可梦 「精灵球」如何收服了一个时代?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游戏时光V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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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的互联网技术演进

今天的互联网看来与十年前基本相同,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在顽固的抵制剧烈的变革,我们仍然处于迁移到 IPv6 的过程中,这与十年前的情况相同。我们仍然在改进互联网对多种攻击矢量的恢复能力,这也与十年前相同。表面看来,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期的快速技术变革失去了其动力。过去十年的互联网以整合而不是技术变革为主流。但从另一方面看,过去十年的互联网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无线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服务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内容和内容提供的革命不仅改进了互联网,而且还顺带摧毁了传统新闻媒体和广播电视,社交媒体完全取代了电话和信函。我们看到了在云端的名义下旧的大型机系统的复兴。所有这些革命都发生在过去十年。APNIC (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 Geoff Huston 发表文章回顾了过去十年的互联网,谈论了从 IP 层到移动互联网到端对端传输层的变化,到公众对加密和隐私的日益关注,到物联网等等,他对未来十分乐观。

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57034

菠萝斑马|同样是除霉,为什么人家一贴就好!

前几天看天气预报,说上海本周,正!式!入!梅!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一个月,你的内裤永远都不够用。

吓得我赶紧买了100条内裤

再好看的大理石、实木地板都会被铺上几层报纸。

毛巾发霉也就忍了。知道吗,美,妆,蛋,也会发霉!

除湿神器,我们之前在>>>黄梅天到了,你家内裤拧干指数是多少?<<<里面已经说过了,像电暖器、除湿机、开空调什么的都可以明显降低室内湿度。

湿气至少还可以从湿度计的数值观察出来,霉菌这种东西,等你发现了,就只能跪着擦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打包了6件除霉神器,从预防到新霉到陈年老霉,让你用最省力的方法,度过一个干爽无霉的黄梅天!

浴室除霉去味 一贴搞定

日本COGIT浴室除霉贴是我最爱的懒人型清洁产品,利用微生物抑菌,一贴管半年。

贴一块到墙顶,浴室里基本就不会发霉、出现下水道的馊味。记得在贴时标注好日期,半年换一次就可以了。

photo by 菠萝斑马

至于为什么一贴就有效,因为发霉本质上是真菌在繁殖。这个除霉贴就是以毒攻毒,用好的菌来吃掉不好的霉菌。

它里面含有500亿特殊活性酵素,这些微生物能够抑制霉菌的繁殖,制造出霉菌难以生存的环境,从而达到去除异味的效果。

到了梅雨季,在最容易发霉的水槽下面贴一块,基本上两周以后就不会有新的霉菌长出来了。放一张网图你们感受一下:

使用前后效果对比

拯救你衣柜里最贵的包包

哪个南方女孩没有含泪擦过长满霉斑的包包和皮鞋?

这种惨痛的历史不要再重演了,皮质在黄梅季节就是会发霉!严重的时候,比搽脸还认真每天都搽一遍还是会霉!

其实根本不需要动不动就擦皮衣、皮鞋、皮包,一片日本COGIT衣柜除霉除味贴就能拯救你这些最贵的单品。依旧还是用微生物吃霉菌的原理,治根治本。

日本网友成功用它拯救了皮衣,图片来自亚马逊

梅雨季大家都知道,衣服晒不干就很容易有馊味,衣柜贴不仅治霉菌还除霉味,贴上它一段时间过后,衣柜打开的时候都是一股淡淡的香味。

日本网友还开发出了其他用法,据说还可以治好鼻炎。估计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买回去试一试也不会亏啊!

图片来自亚马逊

明星必备 一滴消臭元

小林一滴消臭元也被大家叫做「小仙女神器」,因为她是周冬雨同款

周冬雨晒的随身包

上厕所都能一滴极速除臭,还有什么味道是它搞不定的?

神奇的是,它并不是简单地覆盖臭味,而是在分解臭味物质,然后散发出植物提取物淡淡的天然香味

把它称为恋爱神器职场神器都不为过啊!

在还没有和男朋友熟悉到在卫生间坦诚相对的时候,上完厕所滴一滴消臭元来维持美感。

上完厕所轻轻一滴,不必忍受在厕所和老板同事相遇的尴尬。

photo by 菠萝斑马

除了马桶,梅雨天也可以滴在下水道、水槽这些容易有味道的地方。

甚至有网友滴在了鞋子里,竟然也很有效。梅雨季,哪儿臭滴哪儿,滴完就见效

陈年老霉的克星

后悔卫生间装修用了玻璃胶的朋友,你们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这款除霉菌啫喱就是专治那种渗进去的「陈年老霉」。

除霉啫喱头部是小尖头,很方便就可以挤到瓷砖接缝、水槽缝隙、玻璃胶这些缝隙上。除霉啫喱涂好后要等待3-5小时。

可以看到,洗手台上打胶部分的霉菌很重,我只涂在了右边部分。

photo by 菠萝斑马

第二天起来超干净,霉菌直接不见了,感觉都不用刷了。感受一下这前后对比:

用除霉啫喱前

用除霉啫喱后,photo by 菠萝斑马

而且啫喱能够在物体表面形成保护膜,一段时间内都可以防止霉菌附着。

抹布不用扔 吸水还快干

梅雨季,我家最先扔的,就是又臭又粘的抹布,根本不想碰啊。

之前在>>>除尘包<<<和>>>厨房点亮包<<<都出现过的超细纤维珍珠抹布,特别适合在湿漉漉的季节使用,因为它吸水性强而且干得快。

它的吸水量是棉的7倍以上。而且抹布主要是依靠超细纤维的间隙吸水,纤维本身是不太吸水,所以干得比一般的抹布更快

抹布上的颗粒摸起来有橡胶一样的质感,颗粒都是由很细的纤维织成,纤维间的空隙对灰尘、油渍这些污物的吸附能力超强,用来抹燃气灶上的污渍很干净。

双面去污清洁刷

之前卫生间点亮包里面的小刷子升级了,换上了双面去污清洁刷

一面是比较粗糙的百洁布,有摩擦力,可是也不会划伤瓷砖或者玻璃表面,搭配上面提到的除霉啫喱超级好用;

另一面是海绵,比百洁布更柔软,吸水性好一些。先用百洁布刷一刷,再换面用海绵抹一抹,搭配完美!

手柄采用了撕拉贴设计,换面很方便,而且也不会不稳固。手柄上有专门放大拇指的位置,握着很顺手,刷起来很带劲。

photo by 菠萝斑马

除霉这种毫无止境的家务活,做起来就是要快,狠,准!这次的除霉点亮包,每件都对症下药,一个点亮包全家搞定,自家用或者送人都很合适。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菠萝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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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词源考

在当今中国,在人们思想中混杂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中共治下的马列中国,地道的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和西来马列中国人,严格来说,马列中国人只能叫做党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那么,中国究竟有何含义,源出于哪里呢?

最早的〝中国〞
据先秦诸子百家著作,有许多提到〝中国〞一词。例如: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
《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到了西汉时代,《急就篇》(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记载:〝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汉地广大,万方来朝,中国安宁。此时,〝中国〞与〝非中国〞的界线已经非常明白。
西周的青铜器〝何尊〞
目前所知,最早载有〝中国〞一词的,是公元1965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的西周青铜祭器〝何尊〞的铭文。
〝何尊〞制作于周成王时代,是已知西周初期第一件留下纪年的青铜器。周宗室何氏的先祖曾追随周文王,〝何尊〞是何氏一族所铸造的,刻有铭文有122字,反映周成王营建成周(雒邑)的历史,与史书相佐证。铭文记录〝余其宅兹中国〞一词,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尊铭》记录成周建成,〝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周成王训诰宗族何氏子于京室,提到周武王克商,告于天下:〝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音同益)民〞,就是宣告:我(周武王)要在此天下之中的〝中国〞治理人民。周代行封建制度,天子之国建置于天下之中,是周代建制的传统。周天子的〝中国〞也就是代表天下国家。
当时西周的京师在丰镐(宗周,今陕西西安),营建新京都成周雒邑(在今洛阳)是周武王的遗志。雒邑处在伊水、洛河间,在地理上有优势,可加强对东方的控制。邑,就是〝国〞(《说文解字》),京师就是周天子之国。新都雒邑位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不管哪方来进贡,里程都是一样。建成后,周成王也常驻跸于此。
周武王攻克殷商后,三年即薨,武王想营建东都的心愿就未及达成。成王继承王位(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在位),完成武王遗志。《史记‧卷四‧周本纪》也有这一段记载: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诗经》的辅证
同样是西周的文献、中国最早诗歌集《诗经》(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的《大雅‧民劳》篇也使用了〝中国〞一词: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此中的〝中国〞相对于〝四方〞,代表国家的概念。若从汉《毛诗正义‧卷十七‧十七之四》的解释:〝中国,京师也。〞这京师〝中国〞就是周天子之国,代表国家。
《毛诗‧序》说:〝《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 〞,厉王是西周末期的天子;《何尊铭》则是西周初期的作品。显然,〝中国〞为天下之中之国,这概念在西周时代已经定型了。
参注:何尊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现存119字,因底部破孔,残损3字。铭文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雒邑之事,此铭文纪事可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文献相互印证,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

中共建党以来八大谎言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 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
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
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SARS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618 的时候入了 AC88U,发现真的是大坑,基础功能还不如一两百的路由器稳定。

如题,主要是看中了它的 8 口千兆,趁着 JD618 的活动入手了,买之前没关注它的一些负面评价,没想到用的时候也中奖了,糟心。

现在仅仅只用了他的中继功能,来扩展我的主路由的信号(之前用的是 TPLINK 中继,还算稳定)。

到手的第一件事升级了固件,还没有刷第三方系统,想体验一下它的原生功能,看看有没有断流的问题。

现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的 RMBP 和 iPhone 同时连 AC88U 的 2.4GHz,iPhone 使用没有问题,RMBP 刚连上的时候还能正常上网,几分钟后 RMBP 就连不上网了,只能登录 AC88U 的管理页面 [ 信号是满格的,信号是满格的,也没有信号丢失的情况 ] 。

RMBP 登录管理页面查看连接设备,只能看到我的 RMBP,却看不到 iPhone,此时 iPhone 是连着这个信号的,并能正常上网。

net.png

各位大佬们,这个问题有解吗? 1000 大洋的设备竟然如此不堪,难道和我的 RMBP 相克?


Append:

刚才又测了一下的我的退役的三星平板( T310 )连 AC88U 也是类似的情况, 连上后几分钟就上不了网了,此时 iPhone 还能正常上网,又连了一台小米 3 测试,小米也是连上网几分钟就不行了,我又看了一眼 iPhone,iPhone 也竟然也打不开百度了,这些设备和 AC88U 的距离都在 3 米内,信号满格。

是我的主路由扛不住了吗?不应该啊!

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处理呢?本想买个好点的路由高枕无忧,没想到现在被折腾了。

https://www.v2ex.com/t/467141#reply29

[开源]lazy-mock ,一个生成后端模拟数据的懒人工具

lazy-mock

  lazy-mock 是基于koa2构建的,使用lowdb持久化数据到 JSON 文件。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实现和json-server差不多的功能,但是比 json-server 更加灵活,后期可配置性更强,完全可以模拟真实后端业务逻辑。

  lazy-mock 默认包含了 jwt 实现的登录与登出,实现了基于 RBAC 模型的通用权限控制逻辑。具体可查看vue-quasar-admin

Clone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wjkang/lazy-mock.git

Install

npm install

Run

npm run start

使用 Postman 模拟登录功能

image

Use

下面通过模拟图书的增删改查 介绍 lazy-mock 的简单使用

修改 codeGenerate/config/config.js:

export default { ApiServer:'http://localhost:3000', ServerRootPath:'G:/GitHubProject/lazy-mock', //server RouteRelativePath:'/src/routes/', ControllerRelativePath:'/src/controllers/', ServiceRelativePath:'/src/services/', ModelRelativePath:'/src/models/', DBRelativePath:'/src/db/'
}

只需要修改ServerRootPath为当前项目的根目录。

接着修改 codeGenerate/config/model.js:


var shortid = require('shortid')
var Mock = require('mockjs')
var Random = Mock.Random //必须包含字段 id
export default { name: "book", Name: "Book", properties: [ { key: "id", title: "id" }, { key: "name", title: "书名" }, { key: "author", title: "作者" }, { key: "press", title: "出版社" } ], buildMockData: function () {//不需要生成设为 false let data = [] for (let i = 0; i < 100; i++) { data.push({ id: shortid.generate(), name: Random.cword(5, 7), author: Random.cname(), press: Random.cword(5, 7) }) } return data }
} 

更多生成模拟数据的规则可看https://github.com/nuysoft/Mock

生成代码

确保之前npm run start的窗口还开着,打开新的命令行窗口,执行npm run code

image

复制 src/routes/bookApiMap.txt 某一行数据到 Postman 访问

get http://localhost:3000/book/get?id=
get http://localhost:3000/book/paged?pageIndex=&pageSize=&sortBy=&descending=&id=&name=&author=&press=
delete http://localhost:3000/book/del?id=
delete http://localhost:3000/book/batchdel?ids=[]
//不设置 id 则新增,否则为更新
post http://localhost:3000/book/save
{ "id":"", "name":"", "author":"", "press":"", }

image

请求头记得加上 Authorization:Bearer token

token 之前模拟登录获取的

image

More

修改自动生成的代码格式

直接修改 codeGenerate/serverTemplates 下文件

去掉接口需要授权访问的限制

去掉 scr/app.js 里的.use(jwt({ secret: publicKey }).unless({ path: [/^\/public|\/auth\/login|\/assets/] }))

修改接口返回格式

修改 src/lib/responseTemplate.js

修改路由

修改 src/routes 下文件

添加更多业务逻辑

主要修改 src/services 下文件,具体可参考memuService.js

使用权限控制逻辑

前端参考vue-quasar-admin。实现了页面(菜单),接口,元素级的权限控制。

后端在路由处加上权限控制的中间件,比如

.get('/function/pagedlist', PermissionCheck({ permission: ["function_view"], role: ["test"] }), controllers.function.getFunctionPagedList)

permission 表明当前登录用户必须具备数组里的任意一个权限码,才能访问当前接口。

role 表明当前登录用户必须具备数组里的任意一个角色码,才能访问当前接口

permission 与 role 为或关系

https://www.v2ex.com/t/467140#reply1